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拾荒大军“消化”垃圾?莫让垃圾再围城

2016年11月08日 08:21   来源:人民日报海外版   周 华

  原标题 莫让垃圾再围城

  

  在浙江省德清县武康镇五四村,环卫工人在装运经过分散式垃圾处理设备变废为宝的肥料。新华社记者 周 华摄

  

  十月三十日清晨,广西钦州市钦北区环卫工在清理垃圾。新华社记者 张爱林摄

  “我国的垃圾处理不及格。”这是北京市市容管理委员会副总工程师、研究中国垃圾问题30年的专家王维平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的第一句话。

  从上世纪80年代起,北京市遭遇“垃圾围城”,垃圾处理问题开始成为全国大小城市的心头大患。此后,垃圾分类、垃圾回收、垃圾焚烧、垃圾填埋等话题进入社会生活,并经历着艰难蜕变。“减量化、资源化、无害化”,这是最终写入中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1996年施行)和《循环经济促进法》(2009年施行)的垃圾处理原则。

  几十年过去了,我们做得如何?怎样才能迈过垃圾处理的及格线?记者对此进行了调查采访。

  拾荒大军“消化”垃圾

  1983年,北京城经历了新中国成立以来的第一次垃圾围城。当年,北京市政府做了3次遥感航拍,发现在今天北京三环和四环附近的地区,50平方米以上的垃圾堆高达4700多个,50平方米以下的更是不计其数。北京城的垃圾处理,迫在眉睫。

  1987年,来自四川巴中的杜毛线和许季才,敲开了王维平办公室的门。杜毛线原来是巴中山区的民办教师,一家人生活十分困窘。他和许季才琢磨,捡垃圾或许可以挣钱。但当时进垃圾场要批条子,他们就找到了刚好管这事的王维平。

  王维平同意了。在当时,北京的垃圾场主要是国营,员工处理垃圾的积极性不高,垃圾回收的效果很不理想。既然有人愿意来捡垃圾,当然是捡得越多越好。“那会儿小区没有垃圾站,小区有个三面围墙,小区垃圾都往这里头扔,然后收垃圾的人用三轮车去捡垃圾。”于是,杜许二人带了500个巴中老乡,住进了垃圾场。

  王维平说,“当时他们分了6个组,玻璃、金属、塑料、胶皮、碎砖头还有一些别的,每个人每个月就能捡1500元钱。他们捡完了之后就运到城乡结合部,有交易地点,占地200亩到500亩,是跟当地农村租的地。交易点里面分摊位,这个摊位专门弄金属,那个专门弄玻璃,拾荒者把各种废品从城里或者其他地方垃圾场弄到这里卖,卖给河北人。”其中,金属运到霸州,塑料运到文安,纸袋、包装运到保定,鞋底运到定州,玻璃运到邯郸,那儿有小加工厂,这就形成了垃圾处理的民间产业链。

  从1987年到2006年,在经国务院批准的664个城市中,收废品捡垃圾的人数高达230万。在北京,拾荒大军的人数从1998年的8.2万人上升到2006年的12万人,到了2014年,更是达到了17万之众的巅峰。垃圾集散地几乎和规模化的拾荒大军同时形成,到2014年,北京城共有垃圾集散地82个。早期租片地就能做集散地,而后来圈地划分摊位,收购垃圾过秤交易已经十分专业化。

  在利益的驱动下,这支拾荒大军横扫了北京市所有的垃圾站点。据相关部门统计,2013年,北京运到垃圾处理场的垃圾有700万吨,拾荒大军运出北京城的垃圾也是700万吨,这意味着,北京市的一半垃圾都是拾荒者“消化”掉的。

  北京的第一次“垃圾围城”,就在这样的垃圾产业链中得以消化分解。到2008年,随着奥运会等一系列国际盛会在北京举行,京城城市环境治理的力度加大,步伐加快。城市环境得到进一步改善,城市垃圾处理也渐渐规范化和专业化了。

  然而,到了2015年,情况发生了变化。从北京开始,废品回收出现了全产业链的危机。为了治理环境,河北关停了大多数的小造纸厂、小冶金厂,废品的价格就此跌落。2014年,城里的拾荒者原来一吨纸板卖1400元,现在只有400到500元,铁原来1公斤1.8元,现在0.4元。同年,北京原有的82个垃圾集散地关了80个,废品的中转站一夜之间近乎消失。

  同时,新的垃圾围城问题在北京出现。消失在主城区的垃圾,开始渐渐出现在北京周边的农村。由于北京附近农村的垃圾排放和管理较为原始,农民对垃圾处理的意识淡薄,京城周边的农村变成了“垃圾站”。

  


(责任编辑 :韩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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