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穿越到古代 如何证明“我是我”？

现代人出门，包里少不了要带着身份证。要是忘带身份证，住不了酒店、取不了票，简直寸步难行。可你能想象吗？若是穿越回明朝的南京皇城，没带“符牌”，怕是连宫门都摸不着，就要被锦衣卫请走了。

宫门深似海

“无牌”寸步难行

明朝开国，定都南京。朱元璋这位从底层打拼上来的皇帝，深知安保工作的重要性。面对偌大的紫禁城，如何确保没有闲杂人等混入，成了头等大事。于是，一套承袭前朝但又更为严密的“符牌制度”应运而生，堪称中国古代宫廷的“门禁管理系统”。

在这个系统里，符牌就是你的“身份ID+权限门卡”。根据官职高低、服务性质，符牌的材质也泾渭分明：金、银、铜，宛如今天的铂金卡、金卡和银卡会员。

收藏于南京市博物总馆的一对“厨子腰牌”，便是这套系统中最接地气，却又不可或缺的一环。

“这对铜质圆形腰牌，设计巧妙，充满智慧。”据南京市博物总馆工作人员介绍，该牌身饰以如意云纹，中间有孔，方便系在腰间，故名“腰牌”。牌的一面刻着铭文：“凡遇直宿者 悬带此牌出 皇城四门不用 厨子。”

据《大明会典》记载，洪武年间皇城四门（即长安左右门、东安门、西安门）设有厨房，为守卫军士做饭，称为恩军。铭文中的“直宿者”指值夜之人，检查时，皇宫守卫者和作为出入者的“厨子”各执一块，两块牌子上的鱼纹须勘合无误，方可放行。

南京明故宫遗址曾出土一件形制大小相似的双鱼铜牌，除“厨子”二字变为“校尉”外，其余皆同，应为值守皇城的锦衣校尉所使用。南京城墙博物馆亦收藏有一件别无二致的铜校尉腰牌，据专家对腰牌形制功能的介绍，持有这块腰牌的人，在明初就能畅行无阻地出入明故宫的四门。

这套制度的背后，是森严的律法。《大明律》规定得明明白白：腰牌遗失，罚钞十贯；有牌不带或没牌硬闯，杖八十；胆敢借用或借给别人，直接杖一百！可见在朱元璋的设计里，这块小小的腰牌，是维系皇宫秩序不可或缺的一环，它虽不起眼，却是大明制度在南京城最细微，也最坚实的体现。

古代“身份证”

奇幻演变

其实，明代厨子腰牌的背后，是一段源远流长的中国“凭证史”。古人没有照相技术，更没有数字芯片，但他们证明“我是我”以及“我能干什么”的智慧，丝毫不逊于今人。

要说符牌的“老祖宗”，得追溯到“符节”。《周礼·掌节》里就记载了各种“节”的用法：“门关用符节，货贿用玺节，道路用旌节。”出门在外，没“节”简直寸步难行。战国时期的“鄂君启金节”，就是楚怀王发给贵族鄂君启的免税通行证，堪称古代的“VIP钻石免税卡”。

到了秦汉时期，凭证系统开始精细化。古人出入关津，主要用“符”和“传”。“符”更正式，通常是官员使用，分成两半，官府持右符，出行者持左符，到关卡处“合符”验证，这就是“符合”一词的由来。而“传”则更普及，像是一种通用的介绍信或通行证，用木片或帛书制成，查验后往往会被收缴。

唐朝，是古代“身份证”的一个时尚高峰期。唐朝人不再满足于朴实的木片和竹简，他们发明了“鱼符”。鱼符通常用木头或金属制成，形如小鱼，分左右两半，左符放在皇宫内廷，右符由官员随身携带。五品以上的官员，还能配一个专门装鱼符的“鱼袋”，可以挂在腰带上，既是身份象征，也是时尚配饰。

想象一下，大唐的官员们身着官袍，腰间鱼袋摇曳，走起路来不仅环佩叮当，还自带“我是高官”的认证光环。大文豪苏东坡在宋朝时还被赐予过银鱼袋，虽然宋朝已经废除了鱼符，但鱼袋作为荣誉象征保留了下来，苏大学士想必也会为此小小得意一番。

宋元以后，符牌制度愈发完善，并逐渐演变成我们更熟悉的“腰牌”或“牙牌”。明朝的腰牌上，开始刻写持牌人的姓名、职务、所属衙门，甚至使用范围和禁令，功能越来越接近现代的工作证。

从调兵遣将的虎符，到表明身份的鱼袋，再到细致入微的明清腰牌，这些形态各异的符牌，编织成一张庞大的身份与权限管理网络，展现了古代中国在行政管理上的惊人智慧与创造力。

为何古代没有诞生

真正的“身份证”？

看了这么多琳琅满目的符牌，有人可能会问：这些东西功能如此强大，为什么古代没有发展出像今天这样，人手一张、证明公民身份的“居民身份证”呢？

其实，古代的符牌和传信，与今天的身份证，看似形似，但内核完全不同。

首先，符牌是“权力的凭证”，而非“公民的凭证”。它的核心功能是区分等级、授予特权、执行公务，而非普适性地证明一个独立个体的公民身份。无论是调兵的虎符，还是官员的鱼袋，或是厨子的腰牌，它们证明的是持有者所在的“位置”和所拥有的“权限”，而非他作为一个“人”的基本信息。手握符牌的人，不是“有身份证的人”，而是“有身份的人”。

那么，古代社会靠什么来管理“人”本身呢？答案是：户籍制度。中国自古就有一套复杂而成熟的人口登记和户籍管理系统，其与土地、赋税牢牢绑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