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写/广州日报全媒体记者王月华
记得以前看过一个笑话，说如果没有中外文明的交流互鉴，那我们今天连西红柿炒鸡蛋都吃不到，只能日复一日吃烫白菜和白水煮鸡蛋。虽然这只是个笑话，却也反映了一些历史原貌，我们能吃上西瓜、苹果、石榴、葡萄、辣椒、大蒜、黄瓜、茄子……甚至炒菜能用上菜油，都得益于中外文明的交流互鉴。此外，还有一样宝贝也与“对外开放”的传统息息相关，那便是人人都离不开的、甜蜜的糖。广州这座千年商都的开放传统与岭南百姓的工匠精神彼此呼应，又使得这个甜蜜的故事更加动人。
两千多年前
汁液甜如蜂蜜 甘蔗深得欢心
公元前327年，古希腊世界的盖世英雄亚历山大大帝一路东征，席卷亚非欧，直抵印度。他在那儿发现了一种“不可思议的芦苇”，可以产生“无需蜜蜂酿造的蜂蜜”。这种“神奇的芦苇”大受亚历山大手下将士的欢迎，几乎成了最佳解渴饮料。话说亚历山大大帝是古希腊最厉害的哲学家亚里士多德的学生（虽然不是学业表现最好的），自幼见多识广，对“包含蜂蜜的芦苇”却百思不得其解，只能说明，他率领大军一路横跨亚非欧，却从没见过这种神奇的植物。
看到这儿，你一定猜到了，让亚历山大大帝大感不可思议的“神奇芦苇”，是我们熟悉得不能再熟悉的甘蔗。其实，别说你我这样的现代人，就是任何一个与亚历山大大帝生活在同时代的岭南先民，如果见到这种“神奇芦苇”，也不会认不出来。当然，他识字的可能性很小，也未必叫得出“蔗”这个词，多半就是指着这种“神奇芦苇”嚷嚷“喳喳”，高兴得要命。虽然产自印度的甘蔗与原产于中国南方的甘蔗样子略有不同，但那不过是“高矮肥瘦”的差异，他怎么会认不出来？
以上这个场景的确有想象的成分，不过，绝非空穴来风，而是我根据历史学家考证出来的史实构建出来的。学者李治寰所著的《中国食糖史稿》称，岭南是甘蔗的原产地之一，这里生长的甘蔗在学界被称为“中国蔗”，与原产南亚大陆热带地区的“印度蔗”是“兄弟”，只不过个头比“印度蔗”矮小一些。
有历史学家考证，早在“男人打猎，女人采果子”的年代，南越先民已经爱上这种“汁液比蜜甜”的神奇植物了。甘蔗是现代人的叫法，在古文献中，它一开始被称为“柘”，后来才演化成了“蔗”。
三国时期
中外“蔗界英豪” 汇聚岭南大地
如果你去请教一位语言学家，他就会告诉你，根据古人的造字习惯，“柘”字很可能就是从南越先民对这种“蜜汁”植物的称呼上来的。可以想象，勇吃甘蔗的第一批勇士（凡是敢尝试新物种的先民，都当得起勇士的称呼，因为都要冒生命危险），被它的甜蜜惊到了，越嚼越欢，嘴巴喳喳作响，这种“神奇植物”就被他们开开心心叫做“喳”了。要知道，文字要在先民品尝到甘蔗之美的千万年后才出现，到中国古代第一部字典——东汉许慎所著的《说文解字》中出现“蔗”字，这种神奇植物才算有了第一个学名。
野生甘蔗的驯化与栽培又是一个漫长的故事，这里就不细说了，否则讲到嘴上起泡都讲不完。咱们要知道的，就是原产岭南的“中国蔗”在东南亚乃至南亚还有一群“兄弟”，在古文献中，它们被称为“交趾蔗”“扶南蔗”“昆仑蔗”……全是按产地来命名的。到了三国年间，这群为人类的“甜蜜事业”做出巨大贡献的“蔗界兄弟”全在岭南大地碰头了，人们在“喳喳”咀嚼之余，还津津乐道于哪一种甘蔗更甜，榨出来的糖品质更好。
商贾扬帆远航 甘蔗“甜蜜相伴”
那么，这群原本散居于东南亚乃至南亚各地的“蔗界”兄弟是如何碰头的呢？嘿，说起来还是跟“古代海上丝路”有关。来往“海上丝路”沿线各地的中外商贾，从当地搬几捆甘蔗上船，一路解渴之余，剩下一些运抵广州，提供给农民，种在城郊，再向四邻八乡“扩张”开去就成了岭南“甘蔗界”的新生力量。虽说这些“兄弟”同属一个大家庭，但“脾气性格”还是各不相同，因而其“相聚”的意义不可低估，此后一千多年为国内蔗糖业提供“主力支持”的，就是亚历山大大帝在印度见到的“神奇芦苇”——印度蔗（古人称作昆仑蔗），用古籍里的话来说，是“其味甘，围数寸，丈有余”，身量比本地蔗高出不少。
据史料记载，自唐宋以来，广东的制糖业一直领先全国，到了明清年间，一艘艘满载“粤糖”的商船扬帆出海，构建了一个庞大的海外销售体系，一个个粤商赚得盆满钵满，追溯其源头，“印度蔗”也功不可没。从这个小小的视角也可以看出，中外文化交流与商业发展的进程是如此环环相扣，复杂迷人。
唐宋时期
新法熬制蔗糖 凸显工匠精神
在唐宋以前，甘蔗在广东可以说是家家吃得起，一点不稀奇，可运输成本很高，保鲜又不容易，到了北方，就成了王公贵族宴席上的奢侈品。南北朝时期，北魏高官李彪接待来自南朝的使节，特意摆上甘蔗作点心，还委婉地向客人打招呼，吃得节约一点，因为甘蔗吃完就不能再添了；知名大画家顾恺之视甘蔗为至宝，还一反常例，常常从尾部吃起，一直吃到头，称这样可以“一口更比一口甜”，后人索性就造了一个词，叫“蔗境”，形容渐入佳境的甜蜜生活。诸多古文献中的轶事，说尽北方贵族对甘蔗的宠爱，物以稀为贵嘛。
就像棉花的普及与棉纺技术的进步息息相关一样，甘蔗的“北上之旅”也与制糖技术的进步息息相关。据学界考证，唐初，印度的制糖技术被引入中国，甘蔗的用武之地大大扩展。这倒不是说，之前，岭南百姓除了拿来“喳喳喳”生吃，就不干别的事了。甘蔗榨汁，或用大锅熬煮或烈日曝晒出粗糖，是岭南百姓早就掌握的技艺，但这种粗糖有大量的水分，很容易受潮变质，根本经不起长途运输的折腾，所以大多只能留在本地享用。唐代印度的制糖技术传入后，岭南百姓渐渐掌握了提汁、熬煮和结晶的技术，终于可以大规模生产固体蔗糖了。
提汁、熬煮、结晶，写出来只有六个字，工序多达十几道，大桶、小桶、大锅、小锅用上几十个，熬煮的火候、添加石灰（中和蔗汁中的酸性成分，澄清杂质）的分量，有一点错漏，熬出来的糖不是糊了，就是苦的。如果岭南百姓不是千百年来持守工匠精神，日复一日认真劳作，同时在实践中不断创新，明清年间驰誉大江南北的粤糖根本就不可能出现，更别提畅销海外了。没有工匠精神，咱们现在没准连口白砂糖都吃不上，你说它重要不重要？
唐宋年间，“新法”熬制出来的蔗糖还是稀罕物儿。宋代多吃货，故而流传的菜谱书籍也不算少，而各种菜谱中常见甘草作调味料，却少见蔗糖，因为蔗糖难得，人们只能退而求其次使用甘草，取其甜味而已；到了明清，以蔗糖调味的菜谱越来越多，蔗糖制作与使用的历史，就像一面小小的镜子，折射出生活的巨大变迁。
（责任编辑 ：韩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