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别人家的孩子都送到各种各样的培训班,都在往前赶,咱不去不行呀!”3月5日,家住重庆新南路龙湖西苑小区的刘女士对《工人日报》记者说,今年寒假,她一口气给12岁的儿子报了4个课外辅导班,包括数学、语文、英语和吉他特长班。开学后每个周末孩子也都在上课,大人小孩都疲惫不堪。
记者在采访中发现,类似刘女士这样的家长不在少数,虽然自去年下半年以来,全国大大小小的培训机构迎来整顿风暴,但校外培训依然是很多家庭的“刚需”。
“去年我针对基础教育被校外培训机构‘绑架’提出相关建议,受到教育部的重视,如今问题正在化解,但还没有根治。”作为一名持续关注校外培训机构问题的教育工作者,全国人大代表、重庆谢家湾小学校长刘希娅,在今年全国两会上继续提出关于加快落实治理校外培训机构的建议。
“想上好初中,仅在学校学是不够的”?
据刘女士介绍,她身边80%的妈妈都给孩子报了培训班,少的一两个,最多的有5个,周一到周五全排满了。
彭先生的女儿今年小升初,他向记者反映,女儿班上50名学生全部报名参加培训班。“一些名校在录取优质生源时,经常会有意识地用超纲的知识内容拉大分差。我的女儿平时成绩虽然优秀,但是要想上好初中,仅在学校学是不够的,根本‘吃不饱’,必须补习奥数等,学些超越她认知水平的知识。”彭先生说,“很多孩子培训后成绩确实得到提升,水涨船高,考试分数线都被拉高了。如果你家孩子再不培训,就可能会落后一大截。”
重庆市政协委员、重庆师范大学教授陈新说,校外培训久治不愈,深层原因是教育资源还不够均衡。如今,一些地方依然热衷于给学校分三六九等。如果一地只扶持几所学校,仅能满足部分群众对优质教育的需要,就会加剧学生之间的恶性竞争,使得家长通过报名培训班等方式努力占据先机。
陈新表示:如今,很多家长给孩子报培训班,就是为了能“技高一筹”,升学时有竞争优势。另一方面,校外培训常常出现“超纲”教学的情况,恰好迎合了一些家长的心理。
收费不菲,套路不少
重庆南岸区的罗女士去年给孩子在一家英语培训机构一次性交了两年的课时费24800元。不久之后,罗女士发现孩子并不是很喜欢,于是决定退费。
“学校有要求,课程进行多于一半要求退费,须写书面申请。”罗女士专门写了申请,要求退还剩余学费。申请交给学校后,学校却迟迟不予退款。前前后后折腾了近一个月,对方又扣除了几千元的所谓分期手续费后,才最终把钱退给了罗女士。
北京大学中国教育财政科学研究所的研究报告显示,中小学生校外学科补习和兴趣扩展类培训的总体参与率为48.3%,参与校外培训的学生每年平均支出5616元,其中有很多培训机构收费昂贵。
据记者调查,课外培训班收费不菲,套路还不少。在采访中,一位家长称,他的孩子才刚上小学,孩子说喜欢乐高积木,就报了培训班。上过几节课程之后,在老师的引导下,孩子又说喜欢机器人。“作为家长,经济条件也还行,孩子说喜欢,难道不答应吗?每周上两节培训课,每年在培训班上的花费上万元左右。”这名家长无奈地说。
去年8月,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规范校外培训机构发展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对规范校外培训机构发展提出具体措施。“培训内容不得超出相应的国家课程标准”“培训进度不得超过所在县(区)中小学同期进度”“培训结束时间不得晚于20:30”……《意见》规定的这些内容明确了培训机构的办学行为。
然而,记者在采访中发现,不少培训机构证照不全、超范围经营的情况比比皆是。其中,有的培训机构仅具备营业执照,营业执照的经营范围为文化艺术咨询及教育信息咨询服务,既不具备办学资质,也没有办学条件。明明是普通学校的一级教师,被说成是重点学校的高级教师;明明是初级中学的普通任课教师,被说成是高级中学的学科带头人,甚至只要有一张金发碧眼的脸,都能成为外教等等。
整治课外培训机构需疏堵结合
由于持续关注校外补课问题,刘希娅已经成为了不少校外补课机构的“特别关注对象”。“我好几次接到校外培训机构的电话,邀请我去‘走走看看’,实则想劝说我别再提相关建议了。”这位人大代表说。
一年来,刘希娅通过实地走访调研、召开座谈会等方式收集各方建议,尝试从源头上找出解决办法。“通过走访发现,校外培训机构目前呈现出四种新乱象:从‘地上’转为‘地下’,居家型补课发展迅猛,具有隐蔽性;就算合格的补习机构虽硬件达标,但在教育理念、教学策略方面依然以应试教育为主;培训机构参与小升初招生录取现象,并未得到根本改观;缺乏对培训机构环境师资条件设置的具体要求。”
为持续深入整治,在今年的两会上刘希娅建议联合民政、公安等部门,加大排查清理取缔居家型培训机构的力度。同时,联合人社部门及各中小学力量,加强对培训机构培训内容、方式、时间的监管,教育行政部门也应牵头细化培训机构行业标准并进行专项督察、巡视、问责。
对校外培训机构“堵”固然重要,但“疏”也必不可少。现在的学校下午三点半就放学了,孩子们何处去?“破解‘三点半难题’须激活社会资源。”重庆人民小学校长杨浪浪认为,孩子的教育不仅是家庭的事情,还是社会和政府共同的责任。社会整体需要形成大教育的认知观念,明确课后服务工作事关每一个人。
重庆市教科院初教所所长康世刚认为,必要的时候,可以通过“政府购买服务”“财政补贴”等方式给予学校适当补助,也可以采取向家长适当收费等方式保障三点半课后服务活动经费。
“只有中小学校保障‘零起点教学’的真正落实,提前教学、超标教学的校外培训顽疾才能真正消除。”北京师范大学第二附属中学党委副书记陈国治指出,中小学校还要严守招生纪律,自觉切断与校外培训机构的利益共生链条,不通过校外培训机构挑选生源,不与校外培训机构联合招生,不以校外培训机构的任何培训成果作为招生入学条件。
专家指出,课外培训机构的治理,需要疏堵结合,重视源头治理。一方面规范教育培训机构的行为,引导它们走向促进素质教育的转型发展;同时,要规范地方政府和学校的行为,提高中小学育人能力,从源头降低学生和家长参与课外培训的需求。
李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