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今的中国电影市场不是缺少影片，而是缺少弘扬传统文化和民族精神的优秀影片。”对于昨天出台的 《关于促进上海电影发展的若干政策》，刚刚将公司总部搬到上海的麒麟影业CEO庞洪赞赏：“上海鼓励有原创性和代表性的影片，鼓励弘扬传统文化和民族精神的影片，政策着眼点十分准确。这样的政策很有必要，非常及时。”
今年，全国电影工作会议明确提出中国电影要由电影大国变成电影强国的国家战略—去年，中国电影票房已超过217亿元。自2005年中国电影提出产业化，用了7年时间全国票房突破100亿元，又用3年突破200亿元，今年预计可达约290亿元。目前，中国电影进入发展的关键时刻，被业界形象地认为进入“黄金时代”。在这一背景下，上海出台促进电影发展的若干政策令业界瞩目。
“上海电影人既幸运又有压力”
十年发展数据表明，中国电影已成为世界第二大市场。但长期工作在影视拍摄第一线的著名演员、中国影协副主席奚美娟看来，电影人还“有些纠结”，在高高举起的市场经济大旗面前，生活与艺术的关系被曲解，繁荣电影市场与提高民众审美的关系没有解决，市场虚火与社会道德人文水准下降的关联等问题困扰着电影工作者。上海是中国电影的重镇，面对社会生活发生的深刻而复杂的变化，上海电影人既幸运又有压力，上海电影创作资源不应局限于上世纪30年代的旗袍文化和弄堂文化，更要关心今天上海人新的精神面貌。
上影集团总裁任仲伦说，与历史成就相比，与前辈创造的辉煌相比，上海电影面临着新的困难和挑战—优秀作品和优秀艺术家总量不多，多元化制作主体不够丰富和具有竞争力，电影科技能力和制作能力有所下降，城市的票房总额在全国排名有所下降。在中国电影发展和上海文化建设的关键时刻，上海制定并实施关于促进上海电影发展的若干政策，其意义和价值将在今后实践中日益深刻地体现出来。
“看到这次发布的七大政策，我的团队乐了，我们盼望的支持政策都得到体现且力度超过预期。”庞洪说，专项资金扶持中支持后期制作发展的内容与麒麟影业自身发展思路十分切合，麒麟影业落户的闸北环上大国际影视园区与上海温哥华电影学院毗邻，“我们正与业内知名后期公司商谈股权合作，计划将上海作为该机构的基地。”
“过去都往北边跑，现在都想回来”
在青年电影人、《爱情公寓》编剧汪远看来，七大政策的发布有利于上海电影良性土壤的培养，“资金扶持是一方面，更重要的是通过资金、通过政策让人才流过来、流回来、留下来。”汪远是80后，他说，与他差不多年纪的很多上海电影人正在考虑“回巢”，“过去，大家都往北边跑。现在，大家都想回来了。”
“回归”也是光线传媒(300251,股吧)董事长王长田的关键词。1988年从复旦大学毕业的王长田说，来上海发展不仅出于青年时代的上海情结，更因为在上海能同时看见中国电影的历史与未来。华语电影要走出去，要走得更远，起点在上海。
更令王长田兴奋的是，上海影视摄制服务机构的成立，“这种合署办公的概念对电影企业来说是及时雨。过去，在上海拍摄存在场地协调上的困难，场地成本高，使得不少中小制作机构只能寻找可以替代上海的城市拍摄地。上海影视设置服务机构成立后，可以为剧组协调各种拍摄资源，推荐备选方案，使拍摄手续变得流畅起来。从城市外景拍摄到摄影棚内景再到后期制作，上海可以提供的一条龙服务将大大降低影视制作成本。”在王长田看来，各地政府推出的优惠政策竞争不可避免且越来越激烈，对于电影公司来说，软服务能否跟上与硬政策相结合更具吸引力，“这正是上海的优势所在”。
“好电影对城市的提升远超票房”
“对于城市形象来说，007系列电影中的一个镜头比再多的宣传片都有效果。”上海电影家协会主席、导演张建亚说，“国外知名城市的市政厅中都有电影服务相关机构，比如我去爱尔兰都柏林，市政厅里就有相关机构服务人员带领前往各个可供电影取景的地方，一部好的电影对于一座城市带来的价值提升远远超过一部电影的票房。”
“所有服务与政策保障，最终都应该直面创作本身，上海电影创作条件正进入最好时期，出好电影、好作品，为城市留下精神财富是电影人的责任。”奚美娟说。庞洪则建议，充分利用好上海金融中心的地位和功能，发挥金融工具作用，为取得预售或完片担保的项目提供低息贷款。他还强调国际人才的引入，“上海是公认国内最国际化的城市，上海电影人才引入视野要以全球化、国际化为标准。到2017年，中国电影市场全面开放程度将更高，那时的竞争就要依靠国际化人才。”
“一起重振上海电影辉煌”。这是上海电影工作座谈会所有与会者的心声。
（责任编辑：默丹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