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家:京津冀一体化应共同做蛋糕 而不是抢蛋糕

2014年10月20日 14:08   来源:人民网   

  今年2月26日,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座谈会,要求北京、天津、河北三地打破“一亩三分地”的思维定式,提出京津冀一体化是一个“重大国家战略”。京津冀一体化由此进入快车道。

  尽管京津冀一体化的概念已提出至少十年,但北京、天津与河北三地间纠葛于利益、规划与未来间的博弈,让这一美好的愿景在很长时间里,都被揶揄为“京津竞争、河北苦等”。

  在这片人口稠密、区划复杂的土地上,面对着发展水平的巨大落差,推行一体化无疑是高难度动作。如今的京津冀如同一辆三轮驱动的战车,只有轮子朝一个方向转才能前进,而不是原地打转,而这时就需要一个足够权威的指挥官。

  原标题:专家:京津冀一体化应共同做蛋糕 而不是抢蛋糕

  兵马未动已有“蝴蝶效应”

  京津冀一体化广受期待

  京津冀一体化的消息,已经引发“蝴蝶效应”。在这片总面积达21.6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处处酝酿着变化的风暴。

  3月28日,在北京动物园批发市场,尽管依然人声鼎沸,黑龙江人陈红却对本报记者担忧地说,听说不久就要搬迁,她已经开始做准备了。按照北京的规划,几个月内,就会为这个巨大的批发市场在河北找好“落脚地”。

  同一天的河北保定市,从火车站出发的看房班车紧急增加班次,来自北京、天津等地的看房者挤满了各个售楼中心,有的楼盘甚至一天提价数次。

  虽然京津冀一体化兵马未动,但这个概念在近期带来的反响,足以证明外界有着很高期待。

  3月19日,有传言称,河北保定市已被初步确定为“政治副中心”的首选地,这一消息当天就震动了资本市场,保定本地股当天至少有6只涨停,这一涨势甚至带动了整个河北板块的大涨。而当天,A股市场整体表现疲软。

  尽管官方迅速辟谣,但仅仅一周后的3月26日,《河北省委、省政府关于推进新型城镇化的意见》与《河北省新型城镇化规划》出台,明确表示将保定作为重要战略支点,构建京津保大三角核心区。这个地图上的等腰三角形区域,无疑将成为京津冀一体化的聚焦点。

  在专家看来,保定楼市过热缺乏理性,甚至不乏炒作嫌疑。尽管京津冀协同发展对保定来说是长期利好因素,但应逐渐释放,而不是短期内“透支”。中原地产市场研究部总监张大伟认为,保定楼市本身缺乏上涨动力,如果靠现在的利好消息与外地的投资客拉动快速上涨,后期可能大幅回落。

  “如果河北的房价也高涨,那就等于把北京的城市病演变成了区域病,适得其反。”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北京市社会科学院副院长赵弘表示。

  当然,毋庸置疑的是,京津冀一体化在最近达到了空前的热度。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全国政协委员、河北省林业厅副厅长沈瑾认为,这种热度与当下三地所面临的问题和需求密不可分。

  三地之间因地缘上的接近,面临着许多共同的问题,一体化对于京津冀来说,都是一个必然的选项。解决城市病的急迫需要,与创新需求的导向激励,使得京津冀一体化的客观条件日趋成熟。

  以雾霾为例,在2013年十大空气质量最差城市中,河北独占七席,地点环绕京津。这些搬不走的“烟囱”,使得环保部在去年专门出台了“京津冀及周边地区”的防治行动计划。仅仅防治雾霾这一项,就需要三地之间通力合作,非一省一城独力可支。

  在更广范畴内的经济转型与升级,则更使得这三地对于融合发展有着更高期望。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国家行政学院经济学教研部主任张占斌教授认为,在当前经济的下行压力之下,京津冀都有着转型压力,如果发展得好,这一区域可能成为增长的动力。

  “除了体制机制之外,还有几方积极性的问题,而河北的积极性是很高的。”沈瑾表示。在这个独特的“一个首都、两个直辖市、三个行政区”中推行一体化改革,让这片土地上的许多人充满期待。  

  这一次,京津冀一体化真的开始了。

  从“单相思” 到“三厢情愿”

  京津冀一体化的曲折历程

  京津冀一体化已提出多年,但也同样耽搁多年。在梳理京津冀一体化的历史时不难发现,三地融合的进程早已开始,却始终难以推动。

  早在2001年,两院院士、清华大学教授吴良镛就提出大北京规划,引起众多反响;2004年,国家发改委组织京津冀有关城市负责人,就京津冀经济一体化的一些原则问题达成“廊坊共识”;2005年,《北京城市总体规划》提出京津冀应在多方面协作;2006年,“十一五”规划中收入了京津冀区域发展问题,国家发改委正式启动京津冀都市圈规划的编制;2011年3月,国家“十二五”规划纲要发布,提出“打造首都经济圈”。

  真正的进展出现在2013年,习近平提出北京、天津应谱写“双城记”,并提出推动京津冀协同发展;2014年,习近平召开京津冀协同发展工作座谈会,京津冀一体化被提到国家战略层面。

  在很长时间里,面对着北京、天津这两大直辖市,急切想要与之结伴而行的河北,都如当地媒体所形容的那样:“单相思”。

  仅从规模上看,京津冀一体化的难度就让人生畏。北京、天津与河北三地总人口数超过1亿人,这个数字在世界人口排名中,也仅落后于十几个国家。三地总面积达21.6万平方公里,仅仅略小于整个朝鲜半岛,大于世界上超过一半的主权国家面积。

  三地之间发展不均衡的问题,同样横亘在京津冀一体化的进程之前。据北京市官员透露,习近平总书记曾表示,北京、天津两个城市太胖,周边的其他城市太瘦,从三地发展情况看,这一概括极为准确。

  在2013年的人均可支配月收入上,北京3360元,天津2726元,河北1882元;在211大学数量上,北京26所,天津4所,河北则只有1所;在城镇人口比率上,到2012年,北京和天津分别达到86.20%和81.55%,而河北却只有46.80%;在央企数量上,总部在北京的有90家,天津与河北则均为0家……

  “北京和天津两个大的直辖市,其辐射带动作用,远远小于它们的虹吸作用。河北围绕着京津,全中国都往北京跑,河北自然不例外。”沈瑾分析说,河北过去为北京和天津的付出很大,但“得到的和付出的是不均等的”。

  尽管在发展水平上与京津相差甚远,但河北有着京津所羡慕的土地空间,截止到2012年,每平方公里上需要养活的人数,京津冀分别是1261人、1183人、386人。

  赵弘认为,这种不均衡是河北的优势。在一体化进程中,周边区域的优势主要就是生态优势和成本优势,但污染严重的河北,如今只能抓住房价、地价低的成本优势。

  “总书记的话里有鼓励,但是也隐含着批评。”张占斌告诉记者,习近平讲话中提出打破自家“一亩三分地”的思维定式,就是批评此前的京津冀合作中,没有找到区域合作共赢的利益机制。沈瑾认为,可以参照欧盟的协作方式,“那么多国家间的良好协作都能做到,我们在一个国家内当然也可以”。

  赵弘认为,基于财税体制的利益协调、合作与共享机制应该完善,“马克思讲过一句话,思想一旦离开利益,就会让自己出丑。如果不解决利益问题,美好的愿望是很难实现的。”

  如今,在最高领导人的直接推动之下,原先困扰于各自利益的三省市,终于可以坐下来积极推进协作,开始漫长而值得期待的转型之路。各有需求的京津冀,抛下包袱,摆出了“三厢情愿”的合作姿态。

  共同做蛋糕而不是抢蛋糕

  合力打造一体化雏形

  40分钟,这是北京、天津与保定三地间高铁所需要的大致时间。到2015年保津城际铁路通车后,这一切将成为现实。

  类似这样的愿景,在京津冀一体化中已经逐渐触手可及。在习近平关于京津冀协同发展的讲话中,明确了把交通一体化作为先行领域的思路。这意味着,综合交通运输网络,与已经开始的大气污染治理合作一道,成为这三地间合作的“先头兵”。

  绝大多数官员、学者认为,政府当下需要着力搭建合作的平台,解决合作的体制机制问题。“顶层设计”作为习近平提出的7点要求中的第一项,成为当下最紧迫的任务。

  3月25日发布的《京津冀发展报告(2014)》建议,应尽快出台“京津冀地区区域规划”,建立常态化的“京津冀市长联席会议制度”,共谋发展。

  沈瑾认为,京津冀之间谈区域协作这么多年,现在至少需要两方面的推动:一是行政层面,三地之间的协调需要“相当级别的行政推动力”,否则效率会很低;二是制度层面的推动,加强体制机制建设。

  “如果不做好顶层设计,即使把北京五马分尸,也满足不了大河北的需求。”赵弘表示,尽管河北11个地市都有很高的积极性,但是秩序很乱,尚未做到资源的整合。河北省也意识到了这一问题,省委书记周本顺强调,“要从大局出发”,“要完善层级结构”,“坚持一本规划、一张蓝图干下去”。

  资源的再分配如何进行,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如何摆正,也成为下一步合作的焦点。

  “京津冀应该共同做蛋糕,而不是抢蛋糕。”作为“总部经济”理论的提出者,赵弘认为,北京需要更多借助相关资源进行创新,同时有序、有步骤地与河北合作,将整个区域带动起来,而不是简单地将现有资源拿出来分。

  沈瑾建议,京津冀将过去的垂直分工变为区域内的水平分工,改变过去各地追求大而全的发展模式。“大的科研院所囤积了大量的人才,在北京搞研发,这是首都先天具备的优势,但是制造、物流等下游功能,应该在水平分工中交给河北。”

  沈瑾认为,应该主要依靠市场的力量来调节,政府可以通过税收上的优惠或者提高,表明对于不同地区分工的导向。各个地区可以争利益,但需要用这些政策表明,在京津冀区域内不鼓励争小利、损大局。

  从京津冀三地负责人的表态来看,分工正在逐渐明确,三地间的对接工作也已悄然开始。

  今年,河北将新增2亿元奖补资金,支持承接京津地区优势产业项目。河北省对接北京的卫生、教育、批发等功能转移的工作也已经开始,例如,保定将承接首都部分行政事业单位、高校、科研院所和医疗养老等功能,而廊坊将加大对接北京科技、教育、医疗、会展等功能性资源。

  京津冀一体化的雏形需要多久才能实现?这个问题暂时无解,但可以预见的是,这一次不会像过去10年那样停滞不前。赵弘认为,如果能抓住核心问题,至少需要七八年的时间才能看到结果。

  而7年之后的2020年,正是全面深化改革取得决定性成果的年份。

(责任编辑:张春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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